方運道：“所以，從實用的角度講，這句話沒錯。我們把這句話放在現在來看，我請問諸位，現在若是圣元大陸每個百姓都有權決定每一條政令，那麼天下會如何？”

魏栩幾乎不假思索道：“天下大亂。”

方運點點頭，道：“對。我和孔圣的看法一樣，并非是我與孔圣認為百姓愚昧，我們認為，在目前的教化程度下，以目前人族的頭腦和身體程度，我們不具備那些理論上的完美品格，比如公正、平等、高尚、理智等等，我們的行動、思維和判斷往往不是依靠理智，而是被個人情緒所左右。異族的先哲熊彼得也說過類似的話。”

這一次，幾乎所有官員都在點頭。

包括一直反對方運的那些官員，心服口服，因為方運說的是事實。

而且，方運說“我們”，并非說“百姓”，包括方運和所有官員都知道，哪怕是自己文位極高，哪怕自己在各方面遠遠超過普通百姓，同樣不具備那些完美的道德品格，也經常會被情緒影響自己的決定。

方運道：“所以，民本國家表面上是民眾把權力交給‘官僚集團’，看似權力還在百姓，但實際上，當官僚得到權力的那一瞬間起，他們便成為維護自己以及官僚階層利益的生靈。為了權力，與其說他們會取悅民眾，不如說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，利用才能和智慧從民眾手里騙取權力，而后鞏固權力，最后名正言順讓民眾無法真正剝奪他們的權力。縱觀歷史，哪個君王或一國之主是真真正正被百姓推翻的？從來沒有！一個族群之主被擊敗，那麼勝利者要麼是同族群的精英，要麼是外族的族群之主。”

所有的官員開始竭力回憶歷史，回憶那些著名的歷史人物。

曹德安嘆道：“秦亡之始，雖起于陳勝吳廣，但最終的勝利者，卻是漢太祖。漢太祖身世平平，乃是尋常農家子弟，但他起事之前，已經當上亭長，與陳勝吳廣全然不同。”

方運看向魏栩，問：“我只問一句，現如今的景國，甚至未來兩百年內的景國，有誕生民本與民選制度的土壤嗎？”

魏栩愣了許久，才緩緩道：“沒有，也不可能有。”

方運道：“我根據諸多先賢的著作以及歷史，總結了三種革新方式。一種是漸進妥協，一種是保守改良，另一種是激進革命。民選，民本，對于景國來說，毫無疑問是激進的革新，那麼，在國家內部矛盾重重，外部有妖蠻虎視眈眈的情況下，激進革新的結果是什麼？”

魏栩老老實實回答道：“國家大亂，甚至可能國破家亡。”

方運道：“所以，我等景國官員，當齊心協力，通過漸進的方式改良景國，景國，經不起大折騰啊。”

金鑾殿中，嘆息陣陣。

這不是完美的選擇，但絕對是最好的選擇。

但是，這些話卻不能公布于眾，因為這必然會被指責為愚民。

方運道：“為政之道，本相在不久之后會全面論述。而現在，我們要做的，便是改良景國。吏部乃是各部之首，今日，便從吏部開始！”

吏部尚書黃宗裕道：“請教方相，這吏部改良的第一步，如何做起？”

方運道：“我景國考評遵從四善二十七最，其中四善分別是德義有聞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稱和恪勤匪懈，這樣的考評，太過籠統，尤其是把德義當作考評官員的首要之選，卻不能真正驗證一位官員的能力。

既然要行利，自然用政績說話，當以二十七最為主，并要在二十七最的基礎上，進行更好的改變。”

所謂二十七最，便是根據不同的官職或才能來評判，比如吏部負責考評推舉的官員，若做得好，便能獲得銓衡人物和擢盡良才的評語。

黃宗裕面露難色，道：“讓官員行利，怕是難以推行。”

方運道：“我有一問，倘若使百姓得利，使國家得利，使人族得利，是否為行利？”

黃宗裕道：“此為行仁義。”

方運道：“善！為民行利，為國行利，既是行利，也是行仁義。比如一地縣令，若能讓百姓富足，家家有余糧，人人有余錢，六畜興旺，工坊倍增，商貿暢通，稅收增加，這便是能臣干吏，比那些空有德義有聞恪勤匪懈卻未能讓百姓富足的縣令，更應該得到提拔！”

“為百姓與國家謀利，便是景國革新的核心！”

方運的語氣斬釘截鐵。

眾官這才松了一口氣，原來還怕方運所謂的行利和尊禮復古一樣極端，現在看來只是改變考評的側重點而已，完全可以接受。

第2439章 追責制

散朝之后，方運依舊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回到左相閣。

左相閣一眾官吏立刻出來迎接，比先前更加熱情。

方運這些天都沒有到左相閣，雖然也用傳書處理事務，但終有遺漏之處，于是陸續找人詢問了左相閣的事務。

左相閣的官員基本有兩種，一種是后臺強的，來左相閣相當于鍍金。

只要不牽扯派系之爭，在左相閣任職的經歷都會成為升遷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另一種，則是像李志霄或徐長庚這種跟左相有牽連的能吏，他們背后沒有大勢力，但又與左相關系不是特別深，需要他們維持左相閣的運轉，避免這個景國最高官僚機構出現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