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斌用激光筆指著大屏上的這兩個字，對眾人說：“第一，這兩個字很大，說明兇手性格狂放、不知收斂。俗話說，字如人形，整體缺乏和諧度和節奏感，說明嫌疑人文化程度不高，行事缺乏規范和約束。第二點，‘騙’字略小、‘人’字略大，說明嫌疑人殺人后很淡定從容。他要是心慌、并急于想逃走，第二個字一般會略小一些，字跡也會更潦草。第二個字‘人’比第一個字高一些，說明嫌疑人更強化自我意識，因為這個‘人’字就是嫌疑人自己，他把‘人’字寫大、寫高，表明他在潛意識中，高度自我膨脹、唯我獨尊；第三，不知你們發現沒有，一般文化水平較高，行事循規蹈矩、有自控力的人，書寫的字跡都比較方正，不論字跡是否美觀，都說明書寫人很在意字體的整體飽滿，相反，那些行事經常出格越軌的人，字跡一般瘦長。接下來也是第四點，‘人’字筆跡粗壯，一捺甚至寫到了車窗的邊框上，說明書寫人行事沒有規范和約束意識，隨時可能突破禁區。綜合來看，嫌疑人文化程度較低，有暴力傾向，強調自我，行事張揚，不受約束，是典型的犯罪型人格。”

見郭斌處處說到了點子上，大伙頻頻點頭，對郭斌的分析不僅認同，而且十分欽佩。

吳麗瑩說：“郭支隊說的很有道理，這也為我們排查嫌疑人提供了參考。接下來我發表一下對這兩個字字意的看法。”

大伙靜靜地聽著，他們想知道，這兩個字究竟包含了哪些內涵，包括了哪些犯罪信息？

吳麗瑩白凈的臉上表情嚴肅，與老國似有幾分相似，她說：“這兩個字顯然是兇手說給受害人聽的，這也是典型的犯罪標記。一般來說，不論是搶劫還是仇殺，殺完人后犯罪人都會急于逃離現場，而本案的嫌疑人卻甘愿冒著風險，花上半分鐘左右寫上這兩個字，說明這兩個字是一直壓抑在他心中、想一吐為快的。第二點，如果有點文化的人在書寫‘騙人’這層含義時，一般會用書面語，而不是口語。比如我要是寫，我會寫‘騙子’二字，或寫上‘謊言’、‘失信’、‘可恥’等，綜上我認為，直接寫上‘騙人’二字的嫌疑人，文化程度肯定不會高，一般來說，其很少有書寫的機會和閱讀的習慣。”

曹勇想了想說：“吳科長說得有道理，這兩個字一定是嫌疑人要告訴受害人的話。但我有個疑問，您和郭組長都認為嫌疑人文化程度低，郭組長還認為嫌疑人粗魯暴力，行事張揚，缺乏自制力和約束力，這樣的人怎麼會和一名著名的節目主持人存在瓜葛呢？”

不知不覺中，會議已經開到晚上十一點多。對郭斌和吳麗瑩分析的結果，大家都想不出答案。

曹勇說：“在那種場合殺人，性侵的動機可以排除。案發后，嫌疑人價值不菲的拎包及包內財物、手上的鉆戒等都沒有遺失，既然嫌疑人有時間在車窗上寫字，說明他并不慌張。既然不急于逃離現場，他完全有機會拿走受害人的拎包，如此看來，侵財殺人的動機也可以排除；最后就剩下仇殺和情殺兩種動機。

如果說是仇殺，嫌疑人和受害人身份地位明顯不同，生活中應該不會有太多交集，特別是能引發仇恨、仇恨到要殺了她的這種緊密型交往關系。最后是情殺，但根據剛才郭組長對嫌疑人身份的分析，他們之間也不可能存在感情糾葛。”

曹勇頭上又急出了汗。

“我看，會不會是因情感糾葛而引發的雇兇殺人案？”郭斌從市局刑偵支隊帶來的骨干大陳說。

郭斌和吳麗瑩對視了一眼，沒有出聲。

自己的案子還沒有忙出子丑寅卯，接到郭斌和曹勇的電話后，老國還是帶著周薇來到了寧安分局，他想初步了解一下12.20案。同時也想調查一下，兩案的受害人都是公眾人物，兇手是否為同一人？是否有并案調查的依據？

然而老國在初步了解了案情后，放棄了并案調查的想法。

受害人停車的地方正好是監控的盲區，技術人員沒有找到嫌疑人上車下車以及逃跑的視頻，無法從步態上和孫晨露案中的視頻進行比對。其次是作案動機，12.12案經過兩天來的深度介入，已經基本確定兇手和受害人孫晨露曾在多年前的節目中相識，嫌疑人殺人的動機是性侵；而12.20案的性質很顯然是報復殺人。

至于為什麼要報復？老國贊同曹勇的分析——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間不太可能直接產生經濟糾葛或情感糾葛，那麼會不會是與之有糾葛的人雇兇或買兇殺人呢？

老國說：“盡管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，但我們可以假設，并根據假設的結果倒推，對前因進行調查。

曹隊剛才的想法不是沒有可能。那麼接下來，我們一是要調查受害人朝霞的丈夫有沒有出軌行為、會不會因為喜新厭舊而雇兇殺妻？第二，我們要深度調查受害人朝霞的情感關系，她有沒有情人？如果有，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？有沒有鬧出糾紛？”